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心得体会

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心得体会

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：“好的师德师风就是一本教科书，对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。”教师职业的特点和性质，决定了教师要做“人之楷模”。师德不仅是对教师个人行为的规范要求，而且也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，起着“以身立教”的作用。作为教师的我通过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学习，深刻体会到：师德贵在诚。师德是教师之魂，德成业则立，德劣业则垮，一名新时期教师的师德修养，应突出一个“诚”字。心诚则事成。

第一：要有精诚的敬业精神。

有人把教师的职业比作“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”，这充分说明了教育工作的光辉和重要，所以每位教师从自己准备执教的那一天起，就应该像教育家陶行知所说的那样，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。

第二：要有诚恳的治学态度。

一个具有良好师德的教师，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、不仅要“专”，而且要“博”,要兴趣广泛，一专多能。自身要有比较高的文化修养，并不断完善自己，才能教书育人，不误人子弟。“师者，传道，授业，解惑也”。这里面有一层很重要的含义，就是教师如何把学生教好，这就是我们教师的业务能力，我们的教法。教而得法则事半功倍，教而无法则事倍功半。在世界已进入信息化的今天，我们不要再作井底之蛙，墨守成规。我们也不能以已经获取了较高学历而一叶障目，放松学习。否则我们将是“墙头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;山中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。”要不断学习，充实自己，在获取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在教改、教法上下功夫。

第三：要有坦诚的博大胸怀。

作为教育者，应具有博大的胸怀和火热的心肠，善于尊重、理解、爱护我们的教育对象，以建立一种有利于教学活动的新型师生关系。

第四：要有赤诚的无私爱心。

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，应对学生充满爱心，与学生保持人格上的平等，关心学生的冷暖，体察学生的心理，让学生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亲、可敬、可爱的人，能自觉自愿地向你诉说心中的喜与悲，喜欢上课，喜欢你组织的各种活动。这不仅能增强学生克服困难，增强改正错误的勇气和信心，并会对学生的智力、品德、个性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。

第五：要有“以校为家”的主人翁精神。

要有“校兴我荣、校衰我耻”的主人翁责任感，这是形成良好师德师风的思想基础。把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与单位的荣辱、单位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才会时时、事事、处处从严要求自己，才不会犯错误，才会把自己的精力完全投入到你的事业中。提倡“以校为家”，就是要我们在单位树立节约意识，从点滴做起，把在家里养成的节约习惯在单位里发扬光大。只要我们每一个教职工都能“以校为家”，那我们就基本具备了较好的师德师风，那我们的学校将会更加兴旺发达。

第六：要多做贡献不贪名利。

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就要忠诚于教育事业，热爱学生，不怕吃苦，不计较名利。学校的新时代师德师风应与传统的标准揉在一起，即：平易近人、严中带慈、公平待人、效果显著。平易近人就是要做到和蔼可亲，拉进与孩子和家长们的距离，让他们有信任感、放心感;严中带慈就是要做到严与爱相辅相成，严中有爱、有理、有方、有度;公平待人就是要做到在教学方法、教学态度上不偏私，要有平等、一视同仁的观念;效果显著就是要做到工作方法恰当、质量高、效率快、有成果，从而在社会上树立我们学校全体教师高素质的良好形象。

总之，师德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精萃，也是优良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教书育人，教书者必须先为人师，育人者必先行为示范，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教师必须具备更高的素质，而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，是教师的灵魂。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，就要爱我的职业，爱我的学生，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，尽心尽责，以心换心，以爱博爱，倾我所有，去换取明天的桃李芬芳。加强师德修养即是社会赋予我们教师的责任，也是我们教师适应教育改革开放的必然需要。

职业道德是规范教师的育人行为，是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，它要求老师的职业理想--忠诚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;职业情感--热爱学生， 诲人不倦;职业规范--团结协作、为人师表。因此，作为一名人人民教师，面对跨世纪的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更新、更高的要求，我们应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时刻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，积极参加职业道德学习，培养高尚道德情操。

首先，当我们选择教师这一职业时，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无界限的。(1)要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，热爱教育，热爱学校，尽职尽责，教书育人。(2)要认真上课，认真批改作业，不敷衍塞责，不能传播有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思想。(3)要为人师表，以身作则，注重身教，所以，教学工作中，我们应做好“等堂”、“管堂”、“活堂”，以保证学生既有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，又能积极参与课堂的学习，成为学习的主体。

其次，作为教师，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，在教育教学中，要妥善处理师生关系：(1)要给予学生特殊的关心和爱护(2)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，因为体罚学生往往给学生的心灵留下伤痕，造成性格残暴，不服从教育，因此，教师必须充分认识《教师法》，尊重学生的人格和尊严，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或者侮辱人格的行为。(3)不得歧视学生，对于班级个别调皮、成绩差的学生，老师要积极进行帮教，做好后进生转化工作，而不是有意进行歧视，造成学生退学。

再次，教师在育人的同时，不要忘了自身的继续学习，要知道，"要给学生一杯水，自己必须有一桶水"，所以，在教学之余，教师应刻苦钻研业务，不断学习新知识，探索新的教学规律，改进教育教学方法，提高自己教育、教学和科研的水平。

总之，作为一名人民教师，我们应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，共同努力，将自己的“光芒”照向每一位学生，发扬奉献精神，同时，应对学生充满希望，要做到“尊重与信任，有耐心和爱心”。

通过学习《教师职业道德的新认识》，使我深深的体会到：搞好教育要有爱心。爱是教育的基础。没有爱的教育不会是成功的教育，没有爱，就没有真正的教育。爱学校，爱教师，爱学生，师生之爱，生生之爱，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良好开展的基础。

作为一名人民教师，面对跨世纪的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更新、更高的要求，我们应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，时刻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，积极参加职业道德学习，不断的加强学习，不断的给自己充电，在实践中不断进取，刻苦钻研，勇于创新，精益求精，不断提高。真正做到有活到老，教到老，学到老的进取精神，孜孜不倦地吸收新鲜知识来充实自己，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。在市场经济、影视文化、网络浪潮的背景下，教师必须要经常的读书学习。 一个好的教师，不仅要有精湛的业务直接影响学生，而更重要的是人格的感召力。高尚的师德是一部好的教科书，是一股强大的`精神支柱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。对学生的教育是潜移默化 ……此处隐藏817个字……容的兰学，在江户时代也一直蓬勃发展。兰学学者受到社会各界的尊敬，收入也较高。

另一方面，日本学者依田熹家在《日本的近代化：与中国的比较》中提到中国冯桂芬写于1860年的《采西学议》。冯桂芬称“习于夷者曰通事”，“皆市井佻达游闲，不齿乡里……其质鲁，其识浅，其心术又鄙……”依田宪家指出，中国的懂得西洋事物者与日本的同类人地位差别非常之大。这也正是魏源的《海国图制》在日本比在中国产生更大的轰动和影响的原因。（反驳所谓日本“后发”的又一个论据，《海国图制》在具有兰学基础的日本找到了它的大批读者，而在中国，魏源只能慨叹自己过于超前。）为何会有如此差距？依田熹家认为，根源是中国有科举制，而日本没有。

科举制的内涵是什么？在于“学而优则仕”，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、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。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，八股取士，更是将“学问”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、制度化。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，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。著名的广告片《知识改变命运》，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。知识的增长，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，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，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，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。

北大祝总斌教授在《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》一文中，称道八股取士因降低了学问门槛（只要掌握《四书》为主的八股文写作），对于士人的数目从宋元的数十万人提高到明清的几百万人功不可没，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数增加了，“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，推动着历史的进展”。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荒谬观点。前面已经提到了日本明治时代普及义务教育和中国八股取士的不同，八股取士人数纵然增长，仍然是一种精英意味十足的的少数人教育，远远不如普及性地提升民众整体文化水准。而士人人数的增长，和今天的大学扩招属于同等性质，仅有人数的增长，质量却出现下降。八股降低了门槛，但也培养出了众多范进式的“知识分子”。与日本相比，八股取士并没有带来一大批如大久保利通、木户孝允、西乡隆盛、伊藤博文、福泽喻吉这样的人物。

祝文中写到清代侍郎彭玉麟的故事。彭家务农，但全家辛苦劳动，甚至雇人来代替他耕地，勉强供他读书，只为了要他考中秀才，“为宗族光宠”。祝文以为此例子说明了八股文“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，提高其文化素质”，但忽略了彭读书的前提是整个宗族、包括“伯叔父及诸昆弟”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权利。这种期望一个人应试及第来光宗耀祖，改变命运的做法，是功利主义教育理念的最好体现。

科举的最大特点，是通过教育，能够实现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，不管出身如何贫寒，只要考试过关，就可以博得“功名”。因此，科举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内部的阶层矛盾，有助于大一统国家的政权稳定。这一点，已有很多学者专门论述。但仍有必要指出，祝文所说的八股取士带来“文明程度提高”和“历史进步”论点荒唐。明清是中国传统文明发展的下坡路阶段，八股取士是政府为了缓解社会内部越来越大的压力的重要手段，扩大人数的原因也在于此，正如今日之大学扩招，其目的并非在于兴办教育，只是为了拉动GDP增长假象。但是，科举的最大弊端，就在于将教育彻底功利化，使之更像是一种以回报率高低评价得失的投资。在旧话本小说中，表达类似观念的“格言”很多，最典型的，莫过于“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”。

日本的情形则完全不同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，一直采用着世袭和血统制，社会阶层分隔明显，也没有科举这样的制度能够将其打破。然而，在江户时代，幕府为缓解社会矛盾，鼓励并支持社会各界钻研学问的风尚，对文化的普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。农民也好，商人也好，下级武士也好，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喜爱的知识，但即使掌握了知识，其身份也不可能改变。知识的唯一好处就是提高自己的能力，这可以说是日本人教育理念的核心。

从表面上看来，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日本的血统世袭制更加文明、科学，但判断一项历史制度的利弊，必须要把它和当时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分析。科举制度在唐宋和在明清的意义截然不同。八股取士确实具有合理性，却是维持一个老病文明苟延残喘的合理性，从文明需要新生的角度讲就成了不合理。日本的血统和世袭制不合理，激起下层社会的反弹变为变革的动力，就成了合理。

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，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。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，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，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别，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。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“无类”，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，可这个“出人头地”的结果正好是对“无类”的破坏。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，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。

前面提及的日本的阶层分隔，使得社会各阶层学习知识也都以本阶层实用、常用的优先。农民自然关注农学，商人则琢磨促进商品的销量，工匠揣摩技术改良……中国的《天工开物》、《农政全书》等作品都曾在日本倍受重视。这个优良传统至今在日本仍然得到了保持，特别是那些人数庞大的毕业于专业学校、甚至依靠自学的熟练技工，成为日本国力两次腾飞的最核心动力。而中国方面，科举的功利性质使得民众产生狭隘的心态，只把应试的知识当作学问，别的则不受重视，甚至把“没用”的学术就不当作学术。特别是八股取士，更是将士人的精力限制于有限的典籍之中，虽穷经皓首却脱离实际。今天，中国应试教育尤其发展到了畸形的地步，其“重点学校”制度赤裸裸体现出“为了中举的选拔”（依田熹家语）的明确目的，由此产生了“对不优秀者没必要进行充分教育”的错误后果。对比一下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，就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。那里与其说是培养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劳动者，不如说是丧失了充分教育权利的年轻人的收容所。

在学习的目的上，依田熹家听到很多日本农民说，教育“对于提高常识是必要的”，这点和中国人“从单纯的日常需要出发”大不相同。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，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。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。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、升迁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，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。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，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，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。最值得深思的例子，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“同行”新东方。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，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；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，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“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”。然而，NOVA是东证大型上市企业，20xx年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，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233亿日元。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。目前，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“终身教育”。在老龄化的趋势下，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。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，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，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，足以令中国人汗颜。

一种功利当先的教育理念，一种素养至上的教育理念，其分歧表现林林总总，每一种都恰好是中国的弱点和日本的长处。中国人有必要向日本学习，首先应学习的就是教育。